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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中美亟待培植“合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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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声明41周年之际,两国先后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中美关系也在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过去四年,中美彼此对立的政治气氛浓厚,“互信赤字”、“新冷战”、“战略包围圈”等渐成描述中美关系的热门词汇。奥巴马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对华政策似乎突然出现时候 积极变化的苗头。从其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看,奥巴马把重点插进国内,稳定中美关系符合其未来四年的战略追求。而奥巴马启用的重臣克里和哈格尔,其一贯言论和对华态度都较其前任更为温和、平衡、客观。近期,安倍赴美空手而归,表明美国国内反思亚太战略“再平衡”的理性力量在增长。

  上述变化固然可喜,但却远远缺陷。要使中美关系真正实现战略稳定,能否有破旧局、开新局的气魄,当前有三大大问題亟待破解。

  第一,确立发展新框架

  过去40年,中美开创了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有两个 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时候 ,随着两国力量对比、决策环境及关系性质的“偏离 质变”,支撑两国关系的既有框架已不敷所需。比如,以前两国经贸关系是全天然的互补型,现在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措施 ,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在弱化,竞争性在加强,摩擦冲突在所难免,之里能否新的游戏规则加以规范;再比如,美国对台军售大问題是中美两国在冷战状态下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相互妥协的结果,如今世易时移,中美、美台、两岸关系都发生历史性变化,影响三方关系良性互动的军售大问題到了重新检讨的以前;网络、海洋等以前重视缺陷的大问題现在不需要 否双方加大重视、确立新规。

  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中国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不希望冲突、对抗、相互为敌。美国高层确实对此有积极呼应,但整体表现出“欲迎还拒”的矛盾心态。究其根本,在于自诩为世界领导的美国难以放下身段与作为后兴大国的中国共同思考未来。

  中美关系新框架的根基应是彼此尊重其他人核心利益;底座是选取新时期共同利益;支柱则是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人文等多层次互动机制的完善与深化;里面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同责任及共通价值。具体言之,两国关系所追求的目标,应是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实现长期战略稳定;两国关系所应有的状态,是在“竞争与战略企业合作”交织中扩大战略企业合作、管控危机、良性竞争;两国关系应确立的底线,则是始终保持建设性战略企业合作的主轴,不为国内政治和国际上的“第三方”因素绑架。

  第二,寻求互动新路径

  美国战略“重返”,中国强势崛起,中美两强并立亚太,正在改写亚太地区百年来的战略格局。时候 态势引发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战略躁动。但归根到底,亚太的和平稳定主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时候 ,尽快确立亚太良性互动路线图十分必要和紧迫。

  事实上,中美目前在亚太的战略博弈看似紧张难解,但完全具备转寰的条件,实现良性互动是能否 期待的。首先,两国不发生领土、领海等主权争端,也这样 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这是和平共处的重要前提;其次,两国在亚太各具优势,美国有军事安全优势,中国有经济文化优势,彼此优势短期内难以替代或转化,区域内“第三方”无法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取,非可是各取所需,左右逢源,所谓“安全上靠美、经济上靠中、政治上靠己”。时候 特殊性有益于除理中美在亚太形成两极格局,非要有益于中美共同思考建设相互包容、和平共处、中美邻三赢的亚太新格局;再次,中美两国在全球时候 地域和领域的战略企业合作有益于抵消在亚太的“短兵相接”。

  在笔者看来,两国应共同思考所谓“一二三四五”大问題。“一”指的是共同面对并破解亚太地区主导权时候 根本性大问題;“二”指的是中美两套不同的安全与经贸体系的对接大问題;“三”指的是对东海、南海、台海三大海域的危机管理;“四”指的是除理好中美日、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澳等两个重要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五”指的是在东亚峰会、APEC、TPP、“上海战略企业合作组织”及酝酿中的东北亚安全战略企业合作机制等两个重要多边组织或机制中的战略沟通与协调。

  第三,重筑和平新基础

  中美有两个 这样 截然不同的大国不需要 和平共处40年,在于始终拥有共同的战略基础。冷战时期是共同的威胁,后冷战时期是共同的经贸利益,“911事件”后的10年则拥有共同的经贸利益和战略企业合作反恐“双引擎”。现在的状态是,旧有基础不可能 消失不可能 松动,新的基础仍在寻觅尚待建立。这样 有一种 特殊状态下,两国关系大局极易因个别偶发事件而发生逆转。时候 ,尽快确立新时期两国和平共处的新基础十分必要。

  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当今世界,中美之间要想形成相似冷战时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单一厚重基础恐不现实,但针对不同大问題形成多个战略企业合作支点则完全不可能 。包括:修补、夯实经贸利益基础,形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新型经贸互利关系;针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人口、环境、全球治理等全球性大问題,形成以“共同大问題”为牵引的新的战略企业合作基础;在国际体系变迁的大时代,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同他国一道共创新的国际秩序;在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加强对话沟通,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共建新的行为准则。总之,中美之间要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确实不易,但双方培植“战略企业合作的习惯”则势在必行。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